为了使全国人民过个安静祥和的春节，听说又要严打了，我条件反射地想起了边书杨。一个被严打打得至今杳无音信的朋友，看来严打还是奏效的。他很倒霉，本来他当初是计划外的，可是随着严打力度的不断加强，就把他又划到计划内了。

　　我和边书杨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第一，我是女的，他是男的。第二，我还是学生，他已经工作好多年了。第三，我从来没有在派出所挂过号，他却被列入了严厉打击的范围之内。

　　我们的认识，是从一场车祸开始的，确切地说不是汽车车祸，而是一场自行车车祸。

　　我的车技实在是难以启齿，而且我最致命的缺点就是不会撒闸，经常是遇到紧急情况还拼命蹬，试图冲出重围，越是紧张脚越蹬得快，往往是连人带车一块摔到地上。可是那时出生牛犊不怕虎，技术不高，胆子不小，偶尔还两只手都撒开车把蹬两下。

　　记得那天，我骑得正在兴头上，发现有人在看我，就更来劲了，两只手自然地撒开了车把，可是没蹬几下，我就重重地栽到了马路牙子上。我坐在地上觉得很没面子，偷偷地看了看那个看我热闹的人，他还在原地站着，笑得满脸都是牙。自行车也摔得不能骑了，我只能推着走，可是我的右胳膊疼得根本扶不住车子，他看到我的自行车又倒了，他就走了过来。

　　“你没事吧？”他还是一脸坏笑。

　　我没有说话，但我挺担心车子的，我怕回家挨骂。万一车子摔坏了，我爸第二天就要走着去上班。

　　他说先修修车子吧。我没说话，跟着他朝修车铺走去。他一手推着他的自行车，一手推着我的自行车，显得有点力不从心。

　　胳膊越来越疼，我的头上沁出了汗珠。

　　他说，我送送你吧。他把他的车子停在了路边。

　　我的眼泪出来了，他以为我是感动地：“没关系，反正我也没什么事？”

　　“我的胳膊疼。”我哭着说。

　　他不容分说，带着我就朝医院奔去。我坐在自行车的前梁上，他让我把胳膊放在车把上。

　　医生说我骨折了，我当时吓得就知道哭了。他跑来跑去，替我交了各种费用。

　　医生问他：“又是你打的？”看来他经常把人打骨折。

　　“我打她干嘛，一个小姑娘。”

　　我说我怕，他站在一边说：“没事，骨折算不了什么，我那帮哥们，哪个没骨折过。小姑娘多经历点事情，对你有好处。”我不知道他是在安慰我，还是在鼓励我多骨折几次。

　　经过各种处理，我胳膊上糊了一层厚厚的石膏，缠上了厚厚的绷带，脖子上还吊了一根带子，把胳膊伸了进去，像个战斗英雄凯旋了，只是没有夹道欢迎的场面。我不知道该怎么和我妈说，这是我从小到大受过的最严重的一次伤，我妈肯定不会同情我的。

　　当我站在我妈面前的时候，我妈吓了一跳。我一个劲地掉眼泪，像是受了极大的委屈。

　　他把事情的经过和我妈说了，我妈对他千恩万谢，还把修理自行车的钱和医院的费用都给了他。还问他多大了，在什么单位工作，还问他父母是谁。他说他叫边书杨，快三十了。他说他爸现在退休了，他妈是清洁工。我想我妈一定是想日后好好感谢感谢人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嘛。

　　我妈问我疼不疼，说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疯了。

　　我每天也不用写作业了，因为受伤的正好是右胳膊，我们同学很羡慕我，可是谁也没有勇气把自己的胳膊也弄断了。

　　大概过了三四天，我放学的时候看见了他，他问我：“你和你妈怎么说的呀？”

　　“什么怎么说的？”

　　“你妈说你的胳膊是让我撞断的。”

　　“我妈找你了？”我觉得他应该比我还生气。

　　“没有，我们单位领导找我了。”

　　“我妈怎么能这样呢？”我边说，边看他的脸色。

　　“你回家和你妈说清楚就行了。”看来他认为是我在我妈面前进了谗言。

　　晚上，我跟我妈解释了很长时间，可是她根本就不相信我，她认为一个小女孩，怎么好端端地胳膊就骨折了，摔一下也不至于把胳膊就摔断了呀。我妈认定是他撞得我。我妈说刚开始她就怀疑，所以问那个男孩叫什么，是什么单位的，我妈对自己的警惕性感到很得意。我妈还问我，是不是他威胁我，不让我说，还说他在派出所都是挂了号的。

　　我妈说，她经常在医院看见边书杨，不是他把别人打坏了，就是别人把他打坏了。怪不得他领我去医院的时候，那个医生那样问他。

　　我放弃跟我妈解释，我坐在一边把绷带一圈一圈地拆下来。我说，既然你不相信，那我就再摔一遍给你看看。

　　我妈妥协了，她说她不再找边书杨了。

　　有时，我觉得父母的爱就是一种精神负担，让人接受得很别扭，很难受。他们那一代人一般家里孩子都很多，少的也有两三个，他们没有得到过父母特别的关心，他们认为等自己有了孩子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幸福，他们所谓的幸福就是物质上能够比他们富裕，但在精神上他们还要求孩子崇尚父为子纲。我们这一代就是受害者，父母不伦不类的教育方式使我们这些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多少懂得点心疼父母，多少有点吃苦精神，多少还知道应该奋斗。我们虽然不像父辈那样对父母逆来顺受，但我们对父母也没有太多的叛逆思想。我们只是觉得被父母管教得很难受，但是我们无论如何又离不开父母。他们有的是经验，而我们有的只是冲动。

　　后来我再看见边书杨的时候，我就躲着他，我觉得很对不起他，替我妈觉得对不起他。

　　那时一周只休息一天，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们除了学习就是应付考试，过得也挺充实，根本没有想过每周能休息两天。后来改成每周休息两天了，我们想这两天可怎么支配啊，能干多少事情啊。可是慢慢反倒觉得这两天不够用了。什么东西多了，就觉得不值钱了，时间也是。

　　我的胳膊好了，又得写作业了，真怀念那些不用写作业的日子，也时常想起那个倒霉的边书杨，后来我妈没再找过他。

　　“那个姓边的他爸病了，住在我们科。”我妈有一天和我说，她好象对边书杨没什么好感。

　　“他和你说话了？”我心想，完了，他栽到我妈手里了。

　　“那能不说吗？他爸住院的日子还长着呢。”

　　“他爸得的什么病呀？”

　　“胃癌。”出于职业习惯，我妈说的时候没有任何表情。

　　“啊！那他哭了吗？”我当时也只能问出这个水平的问题。

　　“哭哭哭，哭能解决什么问题。”我妈对我幼稚的提问感到很失望。

　　索性我也不问了，我觉得她们当医生的，一点都不同情病人以及病人家属。我觉得医生都很残酷。

　　以后我到医院找我妈的时候碰到过边书杨几次，我没敢跟他说话，我觉得他肯定心情特别不好，我觉得心情不好的人会随便发脾气，随时会骂人的。我妈说他爸活不了几天了。

　　我总是很关心他爸的病情，每天我都问我妈，他爸死了吗？我妈总是说，没呢，快了。我的心提着又放下了。

　　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妈问我爸：“你说，派出所能不能拘留他？”

　　“按理说应该拘留。”

　　“你说这孩子，要是他爸死了，那他妈一个老太太怎么收拾啊。”

　　“你们医院应该通融通融，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嘛。”

　　“妈，是不是边书杨他爸死了？”

　　“没呢，快了。”我妈还是那句话。

　　“那他犯事了？”

　　“哎呀，吃完饭写作业去，和你说了你能管？”我妈特讨厌大人说话的时候，小孩子在一边问这问那。

　　“那我这胳膊还是人家帮我接上的呢。”我朝我妈伸了伸胳膊。

　　后来几天，通过我妈和我爸的交谈，我知道了事情的大概经过。

　　癌症病人最后减轻痛苦的办法就是打麻醉药品，其中有一种叫做盐酸哌替啶的镇痛制剂，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度冷丁”，但用药时间长了会上瘾，所以医院对这类药品的管理非常严格，就怕有的吸毒者钻空子。一般一个癌症病人一天最多供应六支，还要院长亲自批条子。对于一个病危的癌症患者来说，刚开始也许一天只需要两支，可是随着病情的发展，以及对药物的依赖性，药效维持的时间越来越短，有时甚至刚打完一个小时就又开始疼了，可是药物的剂量是绝对不能随便加大的，因为那样会造成病人窒息死亡，就像有的吸毒者猝死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癌症病人被折磨到最后只剩下皮包骨头了，更准确地说是被疼痛折磨的。

　　边书杨他爸得的是胃癌，是癌症里最疼的一种。由于胃里不能进食，他爸就靠静脉点滴营养液维持，人瘦得就像骷髅，身上能扎进针的地方都扎满了针眼，像筛子一样。他爸平时连出气都很微弱，可是疼起来的时候，那喊声很大，令人毛骨悚然。他爸一喊，他妈就流眼泪，可是医生说当天的药用完了再疼也要捱到第二天。他去找院长，院长说有规定，也不能因为你我们就破了规矩，像这样的病人我们见多了。他也找过我妈，我妈也挺为难的，实在是没办法。

　　无奈之下，他就铤而走险，去偷药。结果还没等找到药放在哪里，就被值班的护士发现了。

　　他被抓走了，他妈都急傻了。他妈整天去派出所，让把他儿子放出来，派出所最后说，让医院开个证明吧。

　　可是医院院长说，你儿子的行为对我们医院已经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这是他被发现了，要是没被发现呢，要是他把药偷偷卖给了吸毒者呢，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那是要被叛刑的。你儿子应该好好在派出所里接受接受教育。

　　他妈没了主意，整天往返于派出所与医院之间，他爸躺在床上奄奄一息。

　　我妈实在是看不下眼了，就带着他妈去找院长，毕竟我的胳膊还是边书杨带着到医院接上的。

　　我妈说：“这个病人快不行了，还欠咱们医院很多医疗费呢，要是真死了，这个老太太又是个临时工，万一跑了，那我们损失可就大了。”

　　“他儿子不是有工作单位吗？他顶多在里面呆十五天就出来了，还怕他跑了？”院长显得还很沉稳。

　　“听说他儿子是个社会上的人，经常有好多不三不四的人在病房里转悠。”我妈说这话的时候好象还背着他妈。

　　院长想了想说，那就把证明给她开了吧，医疗费赶快让她儿子给结了。

　　他放出来没几天，他爸就去世了，要是他爸知道他为了给他爸偷药被关了几天，他爸肯定会含笑九泉的。

　　我一直没有见过他，我妈说他和他妈带着他爸的骨灰回河北老家了。不知道他是不是不回来了。听我妈说，他爸死的时候，他家就他和他妈，他还有两个哥哥在老家没有赶来，其他帮忙的人都是他的朋友，确实是一帮不三不四的人。

　　我的胳膊彻底好了，他爸也去世了，和他有关的话题基本没有了，好象我妈对他的印象也不错了。我妈每天的话题就是今天去了一个什么样的病人……，我爸的话题就是他又要出差了……，我的话题就是老师又给谁调座位了，因为他爸经常给老师出车……

　　大概过了一个月，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见边书杨在我家坐着，桌子上放着一大堆红薯干。他说他带点老家的特产，来看看我妈，说他爸住院的时候我妈挺照顾他们的。他送来的红薯干后来被我妈都扔了，原因是那红薯干实在是太有嚼头了，嚼得我们全家人太阳穴疼。

　　以后我上体育课的时候经常能看见他在学校附近转悠。我们学校的操场在校园外面，平时附近的居民在操场上锻炼的人很多，有时外单位还借我们的操场开运动会或者举行一些体育项目。我们最喜欢上的就是体育课，毕竟体育课是唯一在户外上课。

　　体育达标测验，我最怕的就是短跑，因为我每次都达不了标，体育老师说我的耐力还行，就是爆发力差了点。可是每次我都能顺利过关，因为我和体育老师的关系搞得不错，每次测验的时候，他就让我掐表，或者让我喊起跑，等别的同学都测完了，他才让我跑，反正就我一个人，也没有参照物，跑快跑慢看不出来，虽然我知道自己肯定不行，但是每次我都跑得很卖力气，不能让老师太为难了。

　　我们这个体育老师情绪一激动，嘴角就哆嗦，说话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那时，我们上体育课的时候，必须先跑两圈（八百米），我们女同学为了逃避跑圈，经常说自己有特殊情况。有一次上体育课，全班二十多个女生，跑步的只有五六个，其他女生都站在操场边上聊天，老师非常生气，他说我们都是装病。我们说，那你不信就跟我们去看看。当时老师气坏了，说我们不要脸，不知廉耻。我们则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反正我们是宠辱不惊。

　　说着说着，他的嘴角就开始哆嗦了，说话也有点结巴，我们当时觉得他的样子非常滑稽，我们互相看了看，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我们一笑，他就更生气了，嘴角哆嗦得更厉害了，索性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把手里的教案扔在地上，把脖子上的哨子也扔在了地上，然后冲着办公室走去。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愤怒过，在我们印象中，体育老师是最好说话的，每次测验他从不为难我们。平时不发怒的人要是被激怒了，那就是不怒则已，一怒惊人。看到这架势，我们都不知所措。也不至于跟我们这么一般见识吧，没想到教体育的老师气量这么小，还是个男人呢。

　　班长说，要不咱们全班同学重新跑两圈。于是那些跑过的同学又陪着我们这些谎称有特殊情况的女生跑了两圈，我们多少有些不好意思。

　　跑完圈后，我们就整整齐齐地站在操场上。那些男生都快恨死我们了，好容易盼到了一节体育课，还要陪着我们这些女生在操场上干站着。终于熬到了下课，体育老师也露面了。看来他已经恢复了情绪，因为他的嘴角不哆嗦了。我们把教案和哨子交到他手里。

　　他拍了拍教案，说：“稍息。”

　　我们既紧张又愤怒，紧张的是怕他骂我们，愤怒的是他让我们站了这么长时间。

　　“我受过刺激。”他直截了当地说。